珠峰北部，海拔8200多米的卓奧友峰腳下，方精云一行人的調查觀測工作結束了，準備啟程下山。接下來，他們將對海拔5300-5600多米的坡地進行群落調查，以及連續3天2夜的小氣象晝夜連續觀測。
可進展并不像他們想象的順利。失眠、眼睛充血、鼻子流血、耳鳴惡心......每個人都有了高原反應。不過，他們堅持完成了所有工作，歇三步走一步，把各處氣象觀測儀器收了回來。
下山至5200米左右，方精云有點堅持不住了，一天之內肺水腫，脈搏一度每分鐘跳到210次。5天后，他度過了危險。這一年是1991年，方精云32歲。
“那時您怕嗎？”
“感覺非常奇妙，也不是那么害怕，其實休克之前腦子是非常清晰的。”讓方精云有些遺憾的是，因為當年的肺水腫今后無法再登很高的山了。
但他從未停下腳步。30年來，方精云的腳步抵達世界兩極，調查了國內幾乎所有著名山地的森林，完成了國內三大草原地區的群落調查。
方精云引用英國登山家喬治·馬洛里的名言：“為什么要登山？因為山就在那里。”他又補充說，做植被研究的人也是如此，因為那里有植被，所以想搞清楚。
是選擇，更是機遇
如果沒有那兩次選擇，方精云說，自己可能不會有這樣神奇的生命體驗。
1978年，恢復高考的消息傳到了安徽懷寧的一個農村，18歲的方精云顯得格外興奮，因為這可能是他實現愿望的唯一出路。
年少時期在農村的艱苦生活，方精云刻骨銘心：小學時便在田里作農活兒，吃不飽穿不暖、有病沒處治是常有的事，愛讀書卻常常無書可讀，好不容易找來一本必須得飛快看完，“因為很多人都排隊等著呢”......那時，方精云沒想過會上大學，心里只有兩個很樸素的愿望：離開農村到城鎮吃“商品糧”，讓父母高興、讓家里風光。
距離高考還有半年時間，方精云被分到理科尖子班，他拼命學習，與同學們互學互考，那段日子雖然壓力大，但愉快、難忘。
最終，方精云的高考分數遠超當時重點大學的錄取分數線，雖然他在重點院校欄里填報了國內最好的數學系，但最終還是被普通院校的安徽農學院（現安徽農業大學）林學專業錄取。這對他來說，也很滿足，“畢業后能到一家木材廠工作也很好，那時，村里木材十分稀缺，誰家要是做木材的就非常風光。”
考上了大學，方精云的命運軌跡第一次轉了彎。第二次，則讓方精云的目標不再是木材廠，而是更廣闊的學術天地。
進入大學的第3年，好消息再次傳到了方精云的身邊：應屆畢業生可以考國內和公派出國的研究生。那時，影響一代人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也深深觸動了方精云，“那個年代，科學家是一個神圣的職業，成為科學家，是青年人最高的事業追求。”
當年公派出國留學的競爭比高考更激烈。方精云夜以繼日地學習，外語幾乎是從零開始，大學英語終考考了98分，為全校同年級最高。
得知自己可能成功錄取出國研究生是在一次野外實習的閑聊中，一位老師說“我們學校有個學生不得了，考取出國研究生了。”方精云的老師在旁邊立馬說道：“這個學生肯定是方精云。”
1983年秋，方精云在北京林學院（現北京林業大學）和大連外國語學院進行了一年的培訓后，來到了日本信州大學，從事森林生態學專業的學習和研究。
機遇總是始料未及與方精云的命運相撞。上世紀80年代，中日關系迎來建交歷史上的蜜月期，日本對中國留學生非常關心。在日本，方精云的導師每天抽半小時到一個小時教他學習日語。周邊老百姓(23.560, 0.15, 0.64%)對他們很是熱情，方精云有時在做實驗的途中收到他們送來的衣物或者食物。到了周末，老師、同學、周邊與中國有往來的民眾帶著他們出去游玩，感受日本風情。
學術上，方精云看到了中外之間的差距，如饑似渴地學習新知識、新思想。那時候，計算機還沒有普及，他就手寫完成了約20萬字、長達300多頁的碩士論文。從初稿到完稿，修改了4遍，寫完后，手上起了厚厚的老繭，也練就了他非常好的日文寫作水平。
“那時候學習有點過目不忘的感覺，覺得這一領域里就沒有自己解決不了的問題。”20多歲的年紀，方精云時常夢中都在思考問題。導師身上嚴謹的科研態度和扎實的作風，更是對他產生了一生的影響。
“與其說選擇，不如說是機遇。”談及這兩次人生轉折，方精云說。
“學術研究我始終沒趕‘時髦’”
“我并沒有一開始對研究方向進行詳細規劃，而是根據存在的新問題，一步一步更深入一點。”方精云說。
1989年，方精云回國，來到了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干的第一件事是植物種群生態調查。他帶著1000元所長基金，和向同事借來的1000元，背著背包，裝上鍋和干糧、羅盤和錘子等，與組里的幾位年輕人一起，一頭鉆進原始森林開展調查，有時一待就是兩三個月。
1991年，自然科學基金委給了他科研路上第一筆資助，一共3萬元，這對當時的他來說“非常重要，能夠繼續開展工作。”
得到支持后的方精云卯足干勁，很快在1994年，他成為了首屆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前后一共80萬，這筆“巨款”改變了方精云的學術道路，他開啟了植物生態學的研究之路。
植物多樣性是他首先關心的問題，東起江浙，西達青藏和新疆，南至海南島，北抵大小興安嶺，方精云對全國主要植被類型都進行了實地、定點監測,初步發現了我國植物多樣性的地理分布規律，在此基礎上完善和發展了生態學相關理論。
在植物多樣性考察過程中，“森林碳匯”吸引了方精云。植物的光合產物或者有機碳在生態系統中如何運轉和流動的？不同生態系統有機碳的積累和分解有何不同？碳匯是如何產生的？一些新問題讓方精云投入到了陸地生態系統碳循環的研究中。
方精云成為了開拓者。后來，他作為領頭人，聯合全國近30所研究院所和高校的350多名科研人員，按照統一的實驗設計和調查方法，對包括森林、草地、灌叢、農田在內的中國陸地生態系統碳儲量及其分布進行系統調查，調查樣方17000多個、采集各類數據20萬個，被認為是當今世界范圍最大的野外調查。
這是一份“家底”摸查，通過這項研究，結合以往的積累，他們清晰地了解了中國植被生產力、碳收支以及生物多樣性的宏觀格局，國土資源規劃、保護與利用有了更可靠的科學依據，也產出了豐碩的理論成果，部分成果以7篇系列論文組成的專輯形式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這在國內和亞洲都是第一次。
在野外調查過程中，方精云很早便意識到，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數據測量不可能全部依靠腳步丈量，發展生態遙感勢在必行。他發展了大尺度植被動態的研究方法，推動了我國生態遙感學科方向的發展。
野外，始終是方精云心中不可替代的實驗室，“生態學在國外也叫‘野外生物學’，野外調查觀測是必須的。”
可野外的工作猶如“探險”，雨季進山、在森林里迷路、過河險被激流沖走、與螞蟥和蛇斗勇......永遠不清楚下一個危險在哪里、是什么。方精云總是以一種樸實的職業精神看待這些，他并不覺得堅持下來是因為偉大，而是這份事業的性質就是如此，他反而愛上了路上的風景，“當時看起來很難的事情，最終都過來了，再回味便是非常有趣的。”
正是方精云和他的團隊成員們持之以恒的努力，他們在生態學的理論和實踐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400余篇，其中在《科學》《自然》《美國科學院院刊》期刊上發表19篇論文，國際引用量達52000余次。同時，他先后就生態保護、氣候變化、科技體制改革等問題向國家提交咨詢報告7份，一些咨詢建議已成為國家的政策。
“一路走來，國家科學基金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學術研究我始終沒太趕‘時髦’，一直做著自己認為是生態學領域里的核心科學問題，這些后來大都成了大家都在做，以及國家很需要的事情。”在方精云看來，認準一件事兒，把它做好就足夠了，也是重要的。
“我的學生，就是我最滿意的成就”
方精云用“系統性”形容自己的科研成績，把“最滿意”這一形容詞給了自己的學生。
工作起來，學生是怕方精云的。他非常嚴格，小到標點、注釋等格式，大到數據使用，容不下半點馬虎。尤其是要求數據不僅要真實，還要全面，有選擇地使用數據就是學術不端，是絕不能容許的。
方精云對自己更嚴格。1997年，他從國外訪學歸來，擔任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系教授，先后獨立講授本科生和研究生的4門必修課，參與講授研究生3門課，對待每門課，他都會根據每年科研最新成果與發現,較大幅度地調整講義。白天上課，晚上在實驗室，時常到深夜一兩點才離開。
學生們無奈“吐槽”，“熬不過方老師。”
學生們成長最快的日子也大多在野外調查。在北大，方精云帶著一批又一批的學生，發起了一項雄心勃勃的研究計劃——北京大學山地植物多樣性研究計劃，試圖了解我國物種多樣性的大尺度格局及其成因。每到6月中下旬，學校一結課，方精云和學生就開始打包行李，朝著一個山頭駐扎下去，兩三個月里，科學知識和思想與簡餐美景一同浸入身心。
這個被認為是“不可思議”的計劃實施了20多年，一大批植物生態學優秀人才成長起來。“我的學生中，有近20人先后成為國家級人才。”方精云自豪地說。
學術之外，同學們評價方精云“很義氣”，他們一起吃飯、打乒乓球和羽毛球、跑步......像好友一般相處。
方精云尤其愿意與學生一起聊天，他很享受這個過程。多年來，他與學生在一起的時間幾乎超過了與家人相處時間。
聊天時間常常是在晚飯后，“聊天可以是科研和學習上的話題，也可以聊一些生活上的事情。”方精云希望多了解學生一些，知道學生想什么，才能更好地因材施教、因人選題。同時，他也在這個過程中捕捉到一些有趣的科學問題。
后來行政工作多了，聊天時間少了，方精云覺得“很對不起學生”。
2010年，方精云受聘擔任了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所長，6年里，他和同事們開展了包括研究所組織架構、人才人事、評價體系、體制機制、規章制度等方面的全面改革，使得植物所很快成為中科院生命科學系統里最好的研究所之一。
2019年，近60歲的方精云接受了擔任云南大學校長的邀請。這份“新工作”讓他覺得有挑戰的是，要從培養學生和科研中拿出更多時間和精力。
“但既然答應了，就要盡全力去做。”近4年來，方精云和云大的同事們從學科建設、學生培養、科學研究、人才引進、以及制度建設等方方面面對云南大學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產生了重要影響。
改革成效為高教界和學術界有目共睹。在不少云南高校人士看來，方精云在推動辦學思路、治校理念和辦法舉措的轉變，不僅對云南大學的快速發展提供了保障，也將成為云南高校未來發展的重要財富。
學生，仍是方精云最為關心的。對于學生，方精云始終不喜說教，在云南大學每年的畢業典禮上，他的發言總會字斟句酌，希望拿出最真摯最平實的語言。2019年的主題是勤奮實干才能成就自己，2020年他希望同學們做一個正直上進、不怕吃虧和懂得感恩的人，2021年他告訴同學們“幸福是奮斗出來的”。而在每次講話最后，他都會真誠祝愿學生快樂、健康，祝愿“每一位同學都有一個光明幸福的未來”。
“走向社會，大多數同學都會是一個普通人，比起做多大成就，我內心更希望學生們做一個合格的公民，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和義務，靠自己的努力為家庭、社會做貢獻。”方精云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