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給我國經濟增長帶來嚴峻挑戰，而我國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國內矛盾和外部沖擊相互作用，長期困難和短期挑戰相互疊加，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投入產出效率下降，結構調整刻不容緩。2020 年更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國民經濟各環節發展任務艱巨。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黃衛平認為，中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的路應該怎樣走，經濟動能的可持續性問題怎樣解決是非常重要的。繼續依賴于做大產能規模推動經濟發展已經沒有空間，需要另辟蹊徑。中國經濟繼續發展，從小康奔向富裕實現發達，應該走“兩個驅動、一個基礎”之路，即創新驅動、市場驅動，以誠信市場為基礎的發展路徑，同時因為國際經濟環境發生了極大變化，必須要堅持底線思維，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
以下為正文：
1987年，鄧小平提出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三步走”發展戰略。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兩個百年的發展目標”，在本世紀頭二十年，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三階段”戰略部署，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從2021年開始，中國將開啟“基本實現現代化”和“建設現代化強國”的征程，努力在未來30年的時間里完成經濟發展的總體安排，實現第二個百年發展目標。本文將探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中國避免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奔向富裕，最終實現發達的主要動能因素，以及為此所需付出的努力。
01、中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面臨新舊動能轉換的挑戰
在中國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三步走”發展戰略，結合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在不斷進行著調整，促進經濟發展的動能因素也在動態地發生著變化。中國在建成小康社會之后的路應該怎樣走，方向已經明確，需要回答的問題是動能因素應該發生怎樣的變化，才能夠助推中國經濟真正從小康奔向富裕，最終實現發達。
中國在小康之后奔向富裕、實現發達的目標和路徑非常明確，按照中共十九大以人民為中心展開的兩階段經濟發展安排，“第一個階段，從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從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國共產黨的初心是為人民謀幸福，使命是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奮斗的目標，因此必須提高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美好生活需要的手段，去增加有質量的新增財富，作好新增財富的分配。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就在于逐步解決目的意愿宏大和手段有限之間的矛盾。
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做大和積累有質量的新增財富，從實際出發存在著不同的途徑：第一，財富轉移。把其他民族和經濟體的財富，通過各種渠道轉移過來，支撐本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歷史上的殖民掠奪，現實中的通過貿易金融轉移財富便屬于這一類途徑。第二，科技創新。研發新產品，創造新財富。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科技雖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加之具有后發優勢，善于“干中學”，獲得了巨大成功，但依靠現有的成功，仍然無法全面滿足大眾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第三，有效配置勞動資源，提高勞動生產率。中國目前的勞動生產率大概是美國的13%、日本的11%，有著巨大的改進空間。但由于人力資源素質、技術養成方面的短板，在極短時期內大幅度提升勞動生產率存在困難。第四，盡量做大經濟規模，迅速擴大生產新增財富的能力，進行分配、再分配。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迅速推進經濟規模擴大，由此獲得了新增財富的極大增長，人民生活在此基礎上得到了很大改善。
從歷史和當前的實際出發，中國依靠獲取世界其他經濟體財富為己所用而擴大新增財富，既不是我們的初衷也不現實，促進經濟和產業結構變化需要時間和成本，依賴科技進步也需要時間夯實基礎和加大投入。但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意愿強烈，在開放條件下與其他經濟體，尤其與發達經濟體橫向對比，中國依然存在著明顯差距，如何在較短的時間內最大程度地擴大中國的新增財富，提高大眾的生活水平，最簡單、最直接的辦法，就是迅速做大規模、提高產能。
在盡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一目標的推動下，中國經濟規模迅速擴張，取得了總量變化的巨大成就。世界上500多種主要工業產品，其中有220多種中國產量排第一，中國生產了世界一半的鋼鐵，一半以上的煤炭，等等。但與此同時，鋼鐵、煤炭、平板玻璃、電解鋁、水泥，甚至汽車等產能均已過剩，繼續做大產能規模的空間狹小，老路難以重復，中國已經無法再依靠量的持續擴張來保證大眾生活以較快速度提升。同時，日積月累形成的已有生產結構，與人民日益升級的需求結構之間，出現了錯位，造成了供求結構的失衡：在需求側出現了過剩與短缺并存，供給側則出現了不平衡不充分的實際狀況。
02、中國過去的經濟發展經驗無法復制，必須有所創新
上世紀90年代初，世界上很少有人將中國稱為“世界工廠”。伴隨著中國入世，農民工大規模進城，城鎮化全面展開，中國逐漸發生了產業躍升，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結束時，真正成了世界工廠。在這一階段，中國以極快速度完成產業轉型，實現了與其他國家不同的工業化進程，推進中國制造走向世界，大規模變換了世界市場份額的歸屬，令世界矚目。與此同時，中國穩定地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實現了小康，也為全世界脫貧、經濟福利水平的提高作出了貢獻。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內部條件和外部環境的變化，復制的可能性已經不存在，必須走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時代的新路來。
中國經濟結構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從“聯產承包”到“世界工廠”，進而追求“中國制造2025”的巨大變化，是“天時、地利、人和”諸多因素合力的集成，將在世界經濟史中留下濃重的筆墨。中國進階成為“世界工廠”，人民的勤奮是其必要條件，沒有必要條件，一切不會發生。但事物的發生與推進，需有充分條件，當充要條件都具備時，外部環境會則起著重要的點睛作用。中國演進成“世界工廠”，是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華爾街、倫敦城為追求利潤最大化在世界重新配置資源的結果，是世界發達經濟體在全球重新構建生產網絡、價值鏈和供應鏈的結果，更是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和內部巨大有利條件，對于世界資本和產業布局產生吸引力的結果。
2008～2009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風暴，經濟全球化進程受阻，逆全球化抬頭，世界各個經濟體開始醞釀產業再轉型。中國今天進行轉型調整的外部環境，與當年中國迅速工業化，轉變成“世界工廠”之時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即便中美貿易戰沒有發生，所面臨的情況也絕非順風順水，而是必須開頂風船，這一點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然而部分中國人確實存在認識上的誤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用四十多年的時間，快速地走完了發達國家過去用了一二百年走過的路，生產力和產業結構在一代人的時間內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導致一些中國人產生了某些不切實際的想法：希望發達經濟體在過去一二百年經濟增長過程中曾經產生的問題、碰到的困難和矛盾，最好都不要在中國出現，讓中國一帆風順地實現富裕和發達。然而經濟發展是具有自身客觀規律的，發達經濟體在增長過程中曾經碰到過的問題，中國大概率都會遇到。如果說有區別的話，那就是發達經濟體面對這些問題和矛盾，經歷了一二百年的時間探索和處理，而中國由于高速增長，未來二三十年間必須處理好其他經濟體過去一二百年所面臨的類似問題，決不能任由矛盾積累，造成增長停滯。坦誠地講，經濟發展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3、中國成為發達經濟體的主要動能因素
中國經濟繼續前進，從全面小康，奔向富裕，實現發達。按照中共十九大中國經濟發展三個時間節點的部署，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要達到的經濟目標非常明確，“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將大幅躍升，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人民生活更為寬裕，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明顯提高，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
但需要看到的是，中國經濟繼續前進，依靠產能規模的繼續放大，如上所述已經完全不可能。未來經濟發展的可持續基本動力，在大方向和路徑上，十九大也給出了明確答案：“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著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我們下一步要著力解決的實際問題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從此岸到彼岸的跨越，存在著值得研究和探討的情況。
對于中國下一步經濟發展可持續動力的考慮，筆者的回答是：兩個驅動加一個基礎。第一個是市場驅動，尤其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第二個是創新驅動，經濟發展以創新驅動為主動力。兩個驅動必須建立在一個誠信有序市場，即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的基礎上。在這個基礎上，市場配置資源才可能有正面作用，在這個基礎上，大家才會有創新的熱情。所以在中國現實最難，也是最必須做的，就是建立誠信有序的市場體系，并以此作為配置資源的根本，這并不容易。中國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一直強調市場取向，但市場自身的改革嚴重滯后。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出臺，強調中國社會主義市場必須是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在這個基礎上，才能貫徹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總方向，并提出了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五個要素領域改革的方向，確定了改革的市場決定，有序流動；健全制度，創新監管；問題導向，分類施策；穩中求進，循序漸進的基本原則，明確了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的具體舉措，通過價格機制、運行機制、分配機制的改革，實現要素價格市場決定、流動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如果市場缺乏誠信基礎，以它配置資源，謬之千里是必然的。
在2012年之前，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格局是清晰的。沿海開放，西部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中部崛起，這樣的區域發展格局脈絡伴隨著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始終。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接下來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建設沿長江經濟帶，繼而是東北老工業基地第三次振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海南全省建設自貿區，之后是長三角區域一體化戰略，形成一個十字形狀的區域經濟發展布局：西部是四川盆地及周邊兩個國家級中心城市——成都、重慶組成的成渝經濟區，沿長江而下，大武漢、長株潭（長沙、株洲、湘潭）、環鄱陽湖經濟區形成的長江中游城市群，東部是長江三角洲一體化經濟發展規劃，中國北部的西安、京津冀、東北老工業基地形成的發展帶，以及“一帶一路”經濟走廊建設，南部粵港澳大灣區及海南全面開放，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格局十分明晰。這樣，在創新驅動、市場驅動，以及誠信市場建設的基礎上，加之以中國經濟區域發展布局，中國特色以內需主導、全方位開放的經濟發展的路徑正在逐漸形成，為中國在小康之后的發展，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奠定著堅實的動力基礎。
與此同時，在中國日益更深地融入世界經濟的情況下，面對中美經貿摩擦，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對于世界經濟的沖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面對嚴峻復雜的國際疫情和世界經濟形勢，我們要堅持底線思維，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筆者認為，從底線思維出發，中國經濟的轉型調整、動能轉換是否“到位”，適應性是關鍵，也就是既要適應國內內部經濟、社會條件的各種變化，又要能很好地適應外部環境的各種變化。中國經濟繼續發展的國際經濟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控制不盡如人意，世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逆全球化趨勢和民粹主義泛起、大宗產品價格巨幅波動、世界生產網絡和供應鏈的未來變化，國際市場的收縮，經濟周期下行與疫情疊加造成的世界經濟處于衰退和蕭條的邊緣，第三次工業革命紅利的耗盡，國際范疇各種傳統、非傳統危機的沖擊，凡此種種，都為中國經濟進一步的發展形成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因此我們要堅持底線思維，做好思想和工作準備。
中共十九大提出的“弱有所扶”是中國社會以人民為中心底線思維的體現，對弱者不僅同情，而且要扶助。一個社會不同群體可以有收入、財產的較大差距，但全社會對弱者必須有扶助的底線思維，這樣社會才能安定和諧。和諧的字面含義是：和，口中有禾，要豐衣足食，滿足人們物質生活提高的需要，諧，即人人皆言，當家作主。人人都可以為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建言獻策，提出批評和建議，這樣社會才能夠在文明安定中得到可持續發展，完成小康之后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任務，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