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百年來中國風云激蕩，尤其是60多年中華民族的復興崛起是世界舞臺上最重大事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世界形成了長達四十多年的“兩極對立”的格局。蘇聯的瓦解，又徹底改變了世界的格局，形成了美國“一超獨霸”的局面。冷戰結束后，世界上反對“一超獨霸”而爭取“多元化”成為大趨勢。中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起步，2010年中國的國民總產值已僅次美國、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二，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實踐的主體已被證明是正確的。十八大以來，黨風開始得到整頓，最近習近平又提出要集中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問題。目前中國又面對著復雜的安全環境，主要是：東獨─臺灣、西分─藏疆、南爭─南海、北患─日本和朝鮮半島。面對多元化的社會和不同的價值觀的挑戰，必須大力推進有中國特色的國防現代化建設，才是和平崛起的根本保證。最近，習近平又強調“能打仗、打勝仗”為強軍之要，開創了軍隊建設的新局面。
一、面對世界“多極化”中國終于崛起
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12月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的講話中，特別強調了要正確對待歷史，“要把黨和人民90多年的實踐及其經驗，當作時刻不能忘、須臾不能丟的立身之本，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毫不動搖走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開辟出來的正確道路。”
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人類解放的學說，一百多年來一直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激勵著有志于改造社會的革命者。馬克思、恩格斯在早年強調暴力革命是普遍規律，在一些落后國家確實必須以武裝斗爭打碎舊制度。然而，“和平過渡”和“股份制”又成為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重大理論貢獻。
回顧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史，尤其是吸取蘇聯的教訓，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關鍵不是只注重暴力，而是要發展生產力。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曾抄用蘇聯模式，自1940年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論”后走上一條有中國特色的道路。1956年后毛澤東過早地放棄了新民主主義道路，急于“窮過渡”，導致20年“左”的錯誤。總結這一教訓，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終于找到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建設道路，并抓住了重要的戰略機遇期，使國家得到為時30多年的持續高速發展。
1945年美國便自封要“領導世界”，蘇聯曾向其挑戰。蘇聯瓦解后，美國這一霸主地位便難撼動。進入信息時代后，國家間實力對比主要不是看鋼鐵、煤炭產量，而是看高科技水平。目前美國在軍事科技、航天航空、互聯網、芯片設計、新能源、生物科技等幾乎所有前沿科技領域都占據著絕對領先地位。
自1949年以后，美國通過“北約”便從軍事上控制了西歐。冷戰結束后北約又向東擴。1945年至1949年，美國對日本實行社會改造，日本的和平憲法規定放棄國家交戰權，這雖然有利于和平發展，卻也等于把本國交給美國保護。蘇聯瓦解后，日本經過幾年戰略徘徊，以1996年同美國達成安保條約新指針為標志，確定了聯美對華的新戰略。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非洲獨立國家大多陷入內亂和經濟困窘，成為失敗國家。不過，去年美國也出現稱為“十月革命”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并影響整個西方世界，歷史和現實都證明，資本主義解決不了人類社會矛盾。
歷史證明，馬克思主義的理想實現，會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把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好又是關鍵。環顧歷史和當前世界，若按西方理論改造中國，如今至多形成印度或菲律賓的局面，只有按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并創造有中國特色的革命理論，才能保證國家獨立和強盛。
二、我國周邊的安全環境及面臨的內外挑戰
我國的安全形勢是世界各大國中最為復雜的，內外不安全的因素眾多。中國崛起的同時面對著復雜的安全環境，主要是：
東獨─臺灣
西分─藏疆
南爭─南海
北患─日、朝
目前，只是美國對我國安全有綜合性威脅，1999年以后美國已明確把中國列為2015年前后“新的全球性對手之一”，美軍也把我軍視為主要作戰對手。不過美方在國際問題上仍有求于我，因而還要保持一定的關系。美國目前對華態度是非敵非友，采取防范打壓和合作并用。
近年中美兩國的磨擦，反應為美國要向中國轉嫁金融危機，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矛盾便是如此。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也引起了美國的不安。美國對中國內部的關注重點，已由方勵之那樣的“文化精英”轉入弱勢群體，鼓動其鬧事以制造社會對立。
中美建交后，歷屆美國政府實際上都將臺灣當成西化、分化中國的工具，在政治上用其作為西方式“民主櫥窗”，在軍事上用其牽制大陸，壓制中國的壯大，因此一直不肯放手。1982年1月鄧小平正式說明對臺灣和港澳的方針：“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自1995年李登輝訪美后，我軍在臺海一再進行軍事演習，并一直努力進行反臺獨軍事斗爭準備。不過，解決臺灣問題的關鍵是有效能否對抗強敵介入。馬英九于2008年和2012年兩次當選后都提出：“三不——不統，不獨，不武”。這番話是說給各方面聽的。統一不實現，我軍反臺獨的軍事斗爭準備就不能放松。
蘇聯瓦解后，葉利欽當政8年，中俄關系上了三個臺階：
1992年12月兩國宣布“互相視為友好國家”；
1994年9月兩國建立“建設性伙伴關系”；
1996年4月兩國元首簽署了宣布兩國將發展“戰略協作伙伴關系” 。
反對一超獨霸及主張世界多極化，成為中俄關系的紐帶。中俄加強戰略伙伴關系，也是對美日的震懾。
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日出現人稱“蜜月”的友好時期，是沿襲毛澤東的“一條線”抗蘇戰略，按鄧小平提出的以國家利益而不以意識形態定親疏的結果。不過這一時期日本上層感到中國對其有求，又滋長了對華傲慢感。從90年代后期起，中日關系走“政冷經熱”，前幾年自民黨倒閣，作為中右混合體的民主黨上臺執政，實為一弱勢政府，對外故意要顯得強硬。當前，中日東海爭端的關鍵是以中間線或大陸架劃線之爭，事關油氣資源的開發，就是國家利益之爭。
中印邊界還存在著12萬平方公里爭議區，還曾發生過邊界戰爭。1979年2月14日，鄧小平會見印度外長瓦杰帕依時提出“一攬子方案”。鄧小平提出：“中國在東段讓，印度在西段讓。”同時表示：“話又說回來了，如果我們這一代人達不成協議，讓下一代人解決。”
印度一直想同中國爭奪“亞洲領導權”，然而其經濟發展速度落后，基礎設施建設極差，國內矛盾尖銳，這使印度政府不得不于近年以發展經濟為中心，對華適當緩和關系。然而，印度對華戰略的兩面政策并無根本改變，只是策略上有所變化。
冷戰結束后，美國于1993年至1995年便制定了進行第二次朝鮮戰爭的“5027行動”計劃，此后逐年修改。朝鮮北方的最大危險，在于1975年以后經濟發展速度遠遠落后于南朝鮮，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已拉大到極為懸殊的地步。2006年10月9日，朝鮮不顧各國的強烈反對，聲稱進行了地下核試驗。中國發表聲明予以嚴厲譴責，使用“悍然”一詞。這一舉動更使中國周邊的安全環境復雜化。近年我國周邊壓力增大，決定了要重視中朝關系。
目前國際反華勢力策動“藏獨”、“臺獨”、“東突獨”、“蒙獨”、‘鮮獨”這“五毒俱全”，圖謀以此瓦解中國。當年毛澤東是以階級解放爭取少數民族下層群眾，畢竟在特定環境和短期可行，在長遠的建設中，發展經濟才能形成更強的凝聚力。事實證明——發展是硬道理，解決邊疆民族問題的關鍵也是經濟發展，同時解決社會公正問題，也是解決邊疆民族問題的重要一環。要消除目前危害國家核心利益民族分裂心腹大患，并保證內地的穩定，關鍵要解決社會公正問題，反腐敗斗爭也關系著政權穩定性。
三、國防建設重點由機械化轉向信息化
回顧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際，解放軍近500萬部隊基本是單一的陸軍，陸軍中絕大多數是步兵，炮兵、裝甲兵數量少且使用的是繳獲的“萬國牌”武器，國內也缺乏保障其配件及彈藥的能力。當時，毛澤東就提出：“中國必須建立強大的國防軍，必須建立強大的經濟力量。這是兩件大事。”
新中國成立后，第二年就進行了抗美援朝戰爭。在中美兩國綜合實力相差懸殊的形勢下，毛澤東為首的新中國的軍事領導人在作戰指導上顯示了高超的藝術。歷史證明，通過抗美援朝戰爭中國重建了鴉片戰爭以后喪失的民族自信并贏得國際尊重。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重要心理支撐點。
5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在“兩彈”事業上實現跨越式發展。當年毛澤東顯示了追趕世界先進水平的決心，在發展核武器方面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抓住了一個重要的歷史機遇。在尖端武器方面的成就，是奠定中國大國地位的重要支柱之一。
“兩彈一星”的成功，從發展戰略來看主要經驗有兩條：1．開始就瞄準世界最先進水平，起點要高；2．集中國內有限的力量在重點領域搞攻關，有所為有所不為。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了改革開放的方針，使中國歷史的發展出現了一個轉折點，國防建設也邁入一個全新階段，人民解放軍的建設也在現代化、正規化和革命化的道路上再度高歌前進。
70年代末期，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國際戰略上堅持毛澤東晚年提出的“一條線”方針，聯合美國和西歐國家對抗蘇聯。在這一時期，面向現代化，引進先進技術，使中國軍隊的裝備和訓練打破徘徊實現了歷史性的突破。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又轉變了思想認識，看到了世界大戰可以避免的現實性，在軍隊建設中減少數量以提升質量。
1989年中共中央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瞻遠矚，運籌帷幄，把國防和軍隊建設與改革推進到一個嶄新階段，集中精力抓的問題就是“能否打得贏、不變質”。經過一段忍耐時期和寓軍于民的科技發展，中國又能在90年代后期起迎來國防建設發展的第二個黃金期。
進入90年代后，國際上高技術局部戰爭成為軍事斗爭舞臺的主角，信息化戰爭時代的到來向中國國防事業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同時也展現了新的機遇。錢學森認為：人類過去有兩種戰爭形態：靠體力搏斗的冷兵器戰爭，靠化學能和機械驅動的熱兵器戰爭。現在就要進入第三種形態——核威懾下的信息化戰爭。目前世界新軍事革命的主要表現，便是人類又要邁進信息化戰爭時代。
1991年海灣戰爭，宣告了人類開啟了信息化戰爭的序幕，對中國軍界也提出了重大警示。全軍建設必須實行兩個根本轉變：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轉變。自70年代后期起的六次大裁軍已經減少軍隊員額410萬人。著重減少步兵，增強技術兵種。
目前，全球性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全球性衛星監控能力的具備，使發達國家的軍隊可實施遠程精確制導攻擊，從而能夠向信息化戰爭邁進。精確制導武器的產業基礎是微電子、光電、新材料等新興產業，和原有的航空、航天工業，空間戰將成為未來戰爭嶄新的作戰方式。2000年10月31日，我國在西昌發射中心將“北斗一號”導航定位衛星送上太空，標志著開始自主建成衛星定位系統，至今年夏天已發射7顆。當前我國要改變以加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發展高端技術才能保障以信息化為中心的軍事變革。
2004年以后我國政府每兩年公布一次的國防白皮書，都說明我國新時期建軍任務是以信息化為中心，各軍種戰略任務也有了變化：
陸軍全域機動；
海軍近海防御到遠海防衛；
空軍攻防兼備；
二炮核常并用。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10年間的國防投入超過此前50年，使國防建設又得到了一次新的騰飛。
經過60多年的建設，我國已由一個內向型農業國變成工業產值世界第一、GDP世界第二的國家。面向世界，就要由臉朝黃土變為眼望海洋。開發海洋資源，是我國下一步開發的重點，目前海洋石油開采量達5000多萬噸，預料十年內將超過1億噸，將達到陸地石油產量的一半。因此，我國的國防建設的重點要轉入保衛海洋資源，在目前四大軍種的軍費分配中海空軍優先。而且近年來我國的海外權益日益增加，海外投資超過3000億美元，軍隊已有上萬維和部隊走向海外。
自1988年以來，我軍能夠在南沙海域設點，從此有了軍事存在，過去外交上的語言抗議自此變成了實際行動，在爭端也才有了真正有力的話語權。從那時起至今，南海的東沙群島的主島仍由臺灣當局控制，西沙群島完全由解放軍控制，中沙群島因系水下暗礁還無人居住，南沙群島及其海域則一直處于被“五國六方”（中國、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及中國臺灣）分別控制并聲稱擁有主權的復雜情況。南沙群島過去形成了“菲律賓入侵最早，越南所占最多（共29個島礁）、馬來西亞所占最肥”的局面，最近因我國在那里開展了擴礁為島的建設已有所改變，戰略形勢已開始有利于中方。
目前在南海，我國要處理好維權和維穩的關系，下一步的爭奪，將是以海空軍實力為后盾的資源開發競爭，加強海軍建設和增強海洋石油開采能力是掌握南海資源的關鍵。
四、國防建設的經驗和新使命
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我國的國防建設的最重要啟示，是要堅持和平發展不動搖。總結國防建設主要經驗，主要有這么幾點：
一是要正確判斷世界形勢確定適當的國防戰略目標；
二是要建立科學化民主化的決策機制，既要科學化也要民主化；
三是要處理好目標和能力的平衡，對大國和強敵的斗爭要有理有利有節；
四是要樹立科學發展觀的國防建設戰略，走可持續發展道路。
對時代和世界形勢的判斷是否正確，對國防建設的指導是關鍵一環。鄧小平指出中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要把自己的事辦好，不要好高騖遠，不要以意識形態而以國家利益定親疏。改革開放使中國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這是對傳統民族精神的大改造，這才使我們的民族迎接很好的機遇和挑戰。
我國的國防建設要以蘇聯的教訓為戒，堅持走服從國民大局的道路，堅持可持續發展，完成新一輪軍事變革。2010年我國的國民產值和軍費開支都能達到世界第二位，有著百年來從來沒有過的好條件。現在，我國實現科技強軍遇到的最大的問題是高技術水平有待提升。目前國內的計算機芯片系統主要來自美國，高檔發動機來自俄羅斯，數碼技術主要引進日本。這說明在微電子，光電新材料等方面基礎仍然薄弱，只有航天業可以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目前抓住機遇，實現產業升級，這也是實現國防現代化的保障。
以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同步發展，增強綜合實力，是建立強大國防的根本保證。今后的國防和軍隊建設要以信息化建設為中心，搞好各個領域的配套工程經過百年曲折，中國已經有了的豐富經驗，并有了最好的物質條件，完成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完全能實現。最近，以習近平為首的黨的新一代領導人強調“空談誤國，實干興邦”，采取了一系列有實效的措施。相信通過全黨全軍的努力，實現“中國夢”，建設好富強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目標是一定能夠達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