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推進綠色低碳發展，正在成為可持續發展的主旋律，不過氣候變化、疫情、地緣政治等事件帶來全球性挑戰。聯合國今年的一份報告稱，可持續發展目標已受到危及，我們該如何應對？在綠色低碳發展過程中，如何平衡發展與環境的關系？企業踐行可持續的綠色發展具體應從哪幾方面入手？
圍繞相關問題，新京報貝殼財經近日對話了安徽大學黨委副書記、常務副校長，復旦大學綠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陳詩一。他長期從事能源環境與氣候變化經濟學、中國經濟轉型與金融發展等領域研究，并主持可持續發展智庫研究團隊。
陳詩一表示，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需要全球統一行動。以應對氣候變化來看，氣候問題是西方發達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無序碳排放造成的，應該拿出資金和技術幫助發展中國家，共同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COP27會議（《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七次締約方大會）于11月召開，期待各方全面落實氣候行動，把已提出的目標轉化為有效的政策、具體的項目，而不是空喊口號。
談到企業踐行可持續綠色發展時，他表示，企業應為發展中不良環境行為“買單”，或通過改造升級綠色技術、開發綠色產品等方式減少排放，或將環境成本內部化。
期待各方全面落實氣候行動
新京報貝殼財經：近年來，可持續發展目標和ESG是各大會議的焦點，應如何準確理解二者的聯系，二者的內核之于社會有怎樣的意義？“ESG主要適用于企業和工商界，可持續發展目標適用范圍更大。”這么說是否準確？
陳詩一：“可持續發展”相比“ESG（環境、社會和治理）”是更寬泛的概念，它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上世紀40年代二戰結束后，全球經濟經歷了一段快速發展期，不過一定程度是以資源消耗為代價；到70年代時出現能源危機、環境危機，于是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上世紀80年代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2015年聯合國又把可持續發展細化為17個具體的目標，有無貧窮、零饑餓、減少不平等、優質教育等，與能源環境相關的目標包括氣候行動、經濟適用的清潔能源、可持續生產與消費等。
ESG概念前身是CSR（企業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概念形成的時間差不多。隨著企業快速發展，很多學者意識到企業不僅要追求自身利潤，同時也要有社會責任和義務。大概在上世紀80、90年代，挪威、日本等國的一些企業責任報告中就出現了與環境相關的內容。進入21世紀后，隨著環境問題越來越受重視，企業社會責任更加聚焦企業的綠色生產，越來越多地開始說ESG，把環境維度提高到第一位，之后又逐步推移到氣候變化、碳相關的信息披露，整體來說是一步步深化和聚焦。ESG的目標受眾也更加明晰，就是投資者和監管部門；同時指標更為量化、均勻、可操作，便于企業投資。
新京報貝殼財經：疫情、地緣沖突等多重危機疊加之下，聯合國今年的一份報告稱，可持續發展目標已受到危及。我們該如何應對？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COP27會議于11月召開，我們有哪些關切和期待？
陳詩一：可持續發展目標并不容易實現，需要全球統一行動才會有效果。以應對氣候變化來看，氣候問題其實是西方發達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無序碳排放造成的，理應拿出資金和技術幫助發展中國家，共同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比如面對現在更為頻發的洪澇災害、干旱等，許多發展中小國尤其是島國需要有基礎設施來應對極端天氣，這些都需要資金。
發達國家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上做出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資金支持的承諾，迄今尚未兌現，且不少發達國家現在都抱著“讓別人多做一點”的態度。其中，踐行可持續發展理念、應對氣候變化起步最早的歐洲，受當前經濟下行、能源困境等影響顯得力不從心，不少歐洲國家今年宣布重啟火電；美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則還是資源消耗型，從生產部門到生活部門的環保意識都不是很強，近年還在氣候變化事務中反復搖擺。
我國對可持續發展、生態環境保護的認識在近幾十年間不斷加深，從上世紀80年代制定節能戰略，到2009年在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上提出“相對減排”；從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布局，到2020年明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及二十大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上升到“中國式現代化”，我們一直保持戰略定力，持續推進相關工作。
對于今年召開的COP27，期待各方全面落實《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巴黎協定》的目標原則，特別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等原則和“國家自主貢獻”的制度安排，把已提出的目標轉化為有效的政策、具體的項目，而不是空喊口號。
政府和企業要雙向推動，綠色發展才能向前
新京報貝殼財經：經濟增長壓力也會掣肘能源轉型的進程，在綠色低碳發展過程中，如何平衡二者關系？
陳詩一：兼顧環境與發展的問題是個老問題，要處理好當下和長遠的關系、發展和安全的關系，實現可持續發展長期目標需要從短期就做起。
我們已經從西方工業化的歷程中看到，環境破壞型、能源消耗型，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路徑走不通。不過在能源轉型過程中也要結合實際，既要發展也要安全，“先立后破”是近兩年我國明確的能源轉型政策，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了這一點。這是基于我國資源稟賦制定的，現在我國能源消費結構有所優化，但由于煤炭資源多且相對便宜，煤炭消費仍占到近60%，新舊能源要有效銜接，否則很容易出現像今年“水電大省”四川限電的情況。
煤炭在我國具有主體能源地位，繼續使用的同時要提高清潔綜合利用的技術水平。從煤炭開采技術看，當前我國已達到國際領先水平。我在2020年暑假到國家能源集團內蒙古鄂爾多斯礦區調研，那里的露天煤礦不像很多人傳統認知中的一個大坑，而是在上面覆蓋了很多植被，變成濕地或公園，種植瓜果蔬菜；煤炭資源同樣豐富的陜西榆林，處于黃土高原地區，現在也是植被茂盛。據權威監測數據，近20年間地球變得比以前更綠了，我們是新增地球植被的主要貢獻國。
煤制油也是我國煤炭清潔高效轉化和綜合利用的有益探索，燃值比石油制油更高，且全透明，具有經濟性，可作為特種燃料用于火箭發動。長征七號火箭使用的就是液氧、煤油推進劑，是我國第一型“全綠色”中型火箭。
除了提升技術水平，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必須靠國家戰略引導理念。市場經濟可以靈活地調節引導經濟走勢，但市場“看不見的手”主要是通過價格引導企業資源流動追逐利潤的，也有兼顧不到的地方，比如市場失靈，外部性是市場失靈的主要表現之一。政府必須要有戰略規劃和措施，自上而下地反映到市場，破解負外部性問題。比如給市場一個引導，不做綠色低碳轉型就沒有前途。
新京報貝殼財經：企業踐行可持續的綠色發展具體應從哪幾方面入手？
陳詩一：政府要自上而下地破解負外部性問題，同時企業也要自下而上地踐行綠色發展，雙向推動才能向前。近年政策在不斷干預，比如通過征收環境保護稅、建設碳市場提供配額交易等方式約束企業無序碳排放，將碳減排責任壓實到企業，還可以提供有效的激勵機制。同時，企業應當為自身在發展過程中不良環境行為所導致的后果“買單”。要么通過改造升級綠色技術、開發綠色產品等方式減少排放；要么把環境成本內部化，把環境績效納入到財務績效中，再做基于成本收益的抉擇。環境成本內部化雖然會使企業當期的財務成本增加，但是由此帶來的經濟收益可以抵消前期對環保的投資，從而達成環境成本內部化與財務績效的共贏，比如通過投資綠色低碳項目增加正向環境資產。
加強企業ESG信息披露是大勢所趨
新京報貝殼財經：ESG是衡量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標準，可以讓社會更好地了解企業，近年發布ESG報告的企業也越來越多，您如何看待企業ESG信息披露的趨勢？企業對ESG發展的重視程度已經足夠高嗎，如何進一步提升相關管理水平？
陳詩一：企業的投資生產決定要考慮環境維度因素，投資一家企業，也要了解它是不是值得、是不是可持續，這就需要充分的信息披露，包括企業環境管理信息、碳排放信息、生態環境違法信息等。早前相關部門只要求重污染行業上市公司進行環境信息披露，隨著全球要求越來越高，企業信息披露還應加強。
按照國資委的要求，要推動更多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披露ESG專項報告，力爭到2023年實現相關專項報告披露的“全覆蓋”。從這幾年看，不少央企國企的環境、可持續指標優于民企，央企披露ESG專項報告將對市場有引領作用。
新京報貝殼財經：ESG投資已成為金融市場落實碳中和戰略的主要抓手，您如何評價ESG投資現狀和成色，還面臨哪些挑戰，對此您有何建議？
陳詩一：ESG投資、綠色投融資、氣候投融資等是同一個概念，說法不同，有狹義和廣義的理解。廣義的綠色投融資，就是大家都要秉承綠色發展理念來進行資金配置，資金可以來自國家或市場。例如2020年國家綠色發展基金正式啟動運營，總規模超過800億元，首期主要投向長江經濟帶沿線11個省市。政府基金可以視為“種子基金”，可以引導資本參與到綠色金融中來，有效撬動社會資本參與綠色產業發展。
目前ESG投資以綠色信貸、綠色債券、ESG基金、ESG指數等支持綠色項目的金融產品為主。我國綠色信貸、綠色債券規模已居全球前列，不過碳中和的資金需求在百萬億級，不同行業、不同技術需要不同的政策，投資的一個關鍵是要以市場化的價格投向關鍵節點領域，建立有效的碳價格形成機制很重要。市場中已有許多ESG指數產品，復旦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也推出了“復旦碳價指數”，是根據我國碳市場特征編制的碳交易產品系列價格指數，包括國內首個國際化的可再生能源指數，希望能推動碳市場的活躍度以及與國際碳市場的接軌。同時還推出了碳資產核算、碳資信評價標準，指導企業進行碳資產管理，銀行給企業授信時，貸款利率高或低，通過看碳資信評價就一目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