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高度重視綠色發展，強調“大自然是人類賴以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必須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并提出要在未來5年里繼續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深入推進環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持續性以及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其中明確，中國要積極參與應對氣候變化全球治理。與此同時，報告還提出要完善支持綠色發展的財稅、金融、投資、價格政策和標準體系。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一項重要工作，氣候投融資顯然是金融支持綠色發展在氣候變化應對上的最直接體現。
安徽大學黨委副書記、常務副校長，復旦大學綠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陳詩一及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黨委副書記、復旦大學綠色金融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志青對氣候投融資試點的重難點做了剖析，他們指出，氣候投融資試點要著重破解五大難題：首先是破解氣候投融資的邊界難題，關鍵是處理好氣候投融資與綠色金融的關系；其次是破解氣候投融資的目標與任務難題，關鍵是要處理好政府間和部門間的協同關系；三是破解氣候投融資的方法與工具難題，關鍵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四是破解氣候投融資支持范圍難題，關鍵是要處理好氣候減緩投融資與氣候適應投融資的關系；五是破解氣候投融資的綠色低碳創新難題，關鍵是要處理好數字創新與綠色低碳創新之間的關系。
2022年8月4日，生態環境部等9部委聯合公布了《關于開展氣候投融資試點工作的通知》，上海浦東新區、安徽省滁州市等23個市（區）獲批首輪氣候投融資試點。近期，各試點地區紛紛舉行啟動會，對氣候投融資試點工作進行了部署，如山西太原、廣東南沙等地。與此同時，國家生態環境部專門制定試點地方氣候投融資項目入庫參考標準，推動有關試點地方參照這一標準，結合實際研究制定本地入庫項目標準。根據筆者此前對一些試點地區的調研，看得出，各地在氣候投融資試點工作上有著較高的期許，希望能通過試點工作為地方的經濟金融發展賦能。匯總下來，在氣候投融資的發展上大概有三種主要模式（或稱之為意圖），一是以增長為導向，二是以創新為導向，三是以綠色為導向。無論是哪種模式和意圖，在經過申報獲批以及初步的熱情退卻后，作為一項全球范圍內都非常重要但卻又充滿挑戰的議題，氣候投融資在進入后續的實施階段后，氣候投融資試點工作仍然要回歸這項工作的本質，也就是引導和撬動更多社會資金進入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為此，有必要回答和破解至關重要的5大難題。
首先是破解氣候投融資的邊界難題，關鍵是處理好氣候投融資與綠色金融的關系。在部分地區，氣候投融資試點工作與綠色金融試點工作產生交叉重疊，可能產生一些誤解，需要明確兩者各自的范疇與邊界。
在“關于開展氣候投融資試點工作的通知”中明確，氣候投融資是指“為實現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和低碳發展目標，引導和促進更多資金投向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投資和融資活動，是綠色金融的重要組成部分。支持范圍包括減緩和適應兩個方面”，這里面對氣候投融資邊界做了明確界定，從屬于綠色金融，但卻不等于綠色金融，學界一般都將氣候投融資劃定為綠色金融的組成部分。根據2016年七部委《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應對氣候變化的確是在綠色金融的定義范圍內，就此而言，氣候投融資屬于綠色金融毋庸置疑，但與此同時，2016年的指導意見還明確“綠色金融是指為支持環境改善、應對氣候變化和資源節約高效利用的經濟活動，即對環保、節能、清潔能源、綠色交通、綠色建筑等領域的項目投融資、項目運營、風險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務”，也就是說，綠色金融是指綠色投融資等系列金融服務，但在氣候投融資試點的方案中，氣候投融資則等同于“投資與融資活動”。這個表述本身是否意味著，氣候投融資試點工作的重點是在于為應對氣候變化（包括減緩與適應）提供資金支持，以此來緩解當前在氣候變化應對過程中出現的巨大資金缺口。通俗地理解，就是先解決有沒有資金的問題，然后才去考慮資金的安全性和效率等問題。
就此而言，我們可以認為，氣候投融資從屬于綠色金融實則有兩層內涵，一是氣候變化從屬于綠色發展，二是氣候投融資中的“投融資”是狹義的，而綠色金融中的“金融”則是廣義的，前者的范圍比后者更小。
其次是破解氣候投融資的目標與任務難題，關鍵是要處理好政府間和部門間的協同關系。
在《關于開展氣候投融資試點工作的通知》中，明確提出“通過3-5年的努力，試點地方基本形成有利于氣候投融資發展的政策環境，培育一批氣候友好型市場主體，探索一批氣候投融資發展模式，打造若干個氣候投融資國際合作平臺，使資金、人才、技術等各類要素資源向氣候投融資領域充分聚集”。以及在“堅決遏制‘兩高’項目盲目發展”“有序發展碳金融”“強化碳核算與信息披露”“強化模式和工具創新”“建設國家氣候投融資項目庫”等8個領域開展具體的工作任務。如何真正理解并落實這些目標和任務？字面的意思都很清晰，總體上要形成相關的制度、政策和模式，推動各類要素資源積極朝著氣候變化應對方向靠攏。但更加豐富的內涵體現在工作任務的部門分工中，即哪些部門牽頭，哪些部門協同分工和配合。盡管從雙碳戰略的高度看，全國上下、各部門、各地區之間肯定是一盤棋，但就各部門、各地區的職責而言，如果不能將目標及任務與事權進行有機銜接，將大大提高試點政策的交易成本，并可能致使試點政策的執行效果大打折扣。因此，能否在短短2-3年內實現預期的目標，完成各項任務，關鍵是要找對部門。
找對部門有兩層含義，一是找對“部門層級”，二是找對牽頭部門。
找對“部門層級”關系到在任務執行過程中的“小馬拉大車”還是“大馬拉小車”選擇問題，如果一項任務邊界很寬，內容很多，或者牽涉甚廣，那么就比較適合由更高層級的政府部門來牽頭，這樣有利于利用上級部門的統籌能力來克服部門之間的扯皮現象，否則就是小馬拉大車，非常吃力。比如標準，就比較適合高層級政府部門來制定；反之，如果一項任務相對比較具體，非常聚焦，邊界明確，那就比較適合偏基層的政府部門來執行。比如項目庫，就比較適合基層政府部門來執行。
找對牽頭部門關系到激勵相容問題，可以觀察到，如果一項任務剛好落在某個部門的工作職責范圍內，執行起來就會比較得心應手，從而產生正向的激勵相容作用；反之，某項任務被錯配的結果是，產生反向激勵，通俗地理解就是“做得越多錯得越多”，往往就是指這種情況。當然，氣候試點中各項任務在部門之間的分配，往往是復雜在跨部門的雙重或多重屬性上，比如“碳金融”，又比如“綠色項目庫”，概念本身就體現了既有綠色（生態環境）的屬性，又有金融的屬性，這個時候要“找對部門”就變得非常困難，因為，不管是由哪個部門來牽頭，都會產生某些子任務落在該部門外，進而出現一定程度的部門間銜接等問題。
面對這樣的情況，經濟學其實給出過解決辦法，一是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下，當這樣的銜接問題極度嚴重后，就不得不把兩個部門的職能按照任務來重新合并，做比較徹底的調整，這叫做水平一體化；二是在一般情況下，當問題還不是那么嚴重的時候，就以其中的主導性事務為劃分依據，將負責主導性事務的部門作為牽頭單位，其他負責非主導性事務的部門作為配合單位，以此來解決該任務中的關鍵性問題。如“碳金融”這一任務，目前看起來，碳金融的核心在于建設和完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而碳市場的管理部門是生態環境部門，因此，碳金融的牽頭單位無疑應由生態環境部門來擔任，而涉及到相關金融產品和服務、金融風險管理以及金融創新等工作，則由人民銀行等其他金融監管部門來配合承擔。
第三是破解氣候投融資的方法與工具難題，比如標準、平臺、項目庫等平臺型的建設任務，關鍵是找對激勵，也就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有關建立氣候投融資試點的目的，關鍵之一是形成一個合理的“政府-市場”合作分工模式，使得政府與市場各司其職，讓氣候投融資這項具有“私人品”和“公共品”雙重屬性的工作得以有效開展。
一方面，氣候投融資的各種標準、平臺和項目庫等是準公共品，而且是綠色的準公共品，本身存在綠色與公共品的雙重正外部性，對于具有更高權威性的政府之手有著天然的依賴。對此，各地的氣候投融資試點實施方案也基本明確要在政府主導下“開發氣候投融資標準體”，以及“建設地方氣候投融資項目庫”等。
與此同時，另一方面，建立氣候投融資各種標準、平臺與項目庫等的目的是為了給市場主體的氣候投融資創造條件，因此，打造這些綠色公共品，有必要遵循市場經濟的效率與公平原則。一是避免把標準、平臺和項目庫變為審批性質的“超級政府”，這應該是一種“綠色低碳”的準入門檻，其本質用途在于解決“環境效益”的內部化問題，為金融機構和企業提供明確而清晰的綠色行為規范，實現高效的綠色低碳投融資決策。二是要秉承公平原則，尤其是要側重解決試點地區和非試點地區企業的公平負擔問題，避免讓試點地區的企業承擔過高的改革成本。另外，還要兼顧中小企業群體的利益，著重解決中小企業、科創型企業綠色發展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通過引入具有公平性的標準，為應對氣候變化和綠色發展培養大批具有更大活力的中小企業群體。
第四是破解氣候投融資支持范圍難題，關鍵是要處理好氣候減緩投融資與氣候適應投融資的關系。根據《關于開展氣候投融資試點工作的通知》，氣候投融資試點工作的支持范圍包括減緩和適應兩個方面。
其中，氣候減緩主要包括“調整產業結構，積極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優化能源結構，大力發展非化石能源，實施節能降碳改造工程項目；開展碳捕集、利用與封存試點示范；控制工業、農業、廢棄物處理等非能源活動溫室氣體排放；增加森林、草原及其他碳匯等”，氣候適應主要包括“提高農業、水資源、林業和生態系統、海洋、氣象、防災減災救災等重點領域適應能力；加強適應基能力建設，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提高科技能力等”。
從應對氣候變化的角度看，氣候適應和氣候減緩好比是一條船上兩邊的槳，缺一不可，面對高溫和臺風等極端氣象事件的頻發，氣候適應的緊迫性堪比氣候減緩，具體到投融資試點工作上，應該兩條腿走路，探索出既能有利于適應，也能促進減緩的有效投融資模式。但首批獲批全國氣候投融資試點的城市中，某些城市卻存在厚此薄彼、重減緩輕適應的現象，以某北方城市為例，在公布的應對氣候變化六大工程中，屬于氣候減緩的有五項，分別是調整產業結構降碳工程、優化能源結構去碳工程、減污降碳協同增效工程、資源循環助力減碳工程、生態保護修復提升碳匯工程，而屬于氣候適應的只有一項：基礎設施增強韌性工程。這對于氣候投融資全面助力氣候變化應對而言是欠缺平衡的。
最后是破解氣候投融資的綠色低碳創新難題，關鍵是要處理好數字創新與綠色低碳創新之間的關系，體現為以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為主的數字創新將是驅動“綠色低碳創新”的必經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