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確定性中復蘇是當前經濟的基本特征，其中包括了兩個關鍵詞：不確定性和復蘇。”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劉尚希說，“不確定性”是指，復蘇環境的不確定性并未持續收斂；“復蘇”是指，我們正在努力擺脫三年來全球疫情等因素綜合造成的負面影響，推動經濟回歸正常軌道。
在劉尚希看來，當前美歐均面臨著三大任務：反通脹、防衰退、穩金融。近期海外金融風險事件較多，如硅谷銀行破產、瑞信事件等。同時全球正面臨泛安全化的趨勢，全球經濟運行的邏輯開始改變。之前的經濟運行是效率邏輯，現在的經濟運行是安全邏輯，許多國家甚至提出了本幣交易的構想。各國從效率競爭轉向安全競爭，全球經貿的底層邏輯發生變化，國家和企業的行為方式正在發生質變。
談及國內經濟恢復性增長情況，劉尚希表示，用“復蘇”這個詞來描述當前經濟比較準確，是恢復性增長。復蘇不等同于繁榮，如果經濟已經達到正常增長，那么可以把后續的狀態稱為繁榮。從復蘇到繁榮還有一段路要走，這與社會心理預期密切相關。從近期看，居民與企業信心有所上升，但不穩固。一季度人民幣存款比貸款多出5萬多億元，人民幣存款余額3月末增長12.7%，高于人民幣貸款增速，存款環比、同比都在加速。捂住錢袋子的傾向仍很明顯，存在經濟再次收縮的風險。
“當前財政貨幣政策的信號是清晰的。但財政貨幣政策傳導受阻，亟待體制政策創新。”劉尚希給出了自己的判斷，在現行體制下，地方財政緊運行可能與積極財政政策加力提效的要求相悖，即使擴大全國財政赤字，擴大地方債券規模，政策信號傳導也會受到梗阻。此外，貨幣傳導也遇到了同樣問題。一邊大量增加貨幣供應，貨幣存量增長達到兩位數，遠遠快于經濟增長速度，另一邊，存款比貸款增長更快，在宏觀上貸款似乎出現了“空轉”現象。“為解決貨幣傳導不足，央行創設了另一通道：資金直達機制，即結構性貨幣政策。目前共有15項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其中3項是長期性的，12項是階段性的。”劉尚希如是說。
那么，如何解決財政貨幣政策傳導受阻的問題？劉尚希表示，需要先“提效”，再“加力”，關鍵是全面深化體制改革。
為此，劉尚希建議：一是創新宏觀調控模式。2008年以來，地方承擔的宏觀調控責任不斷增大。現在我國地方債規模超出了中央債規模，這種靠地方宏觀調控的模式效果在下降，而風險在上升，應當歸位，讓宏觀調控的決策、執行完全回歸中央。
二是加快各項體制改革創新。按照中央改革文件精神，事權、支出責任應當適當上移，避免地方小馬拉大車。一些事權履行的空間單元，應根據城鎮化、人口分布趨勢，調整優化布局，根據不同事權特性在全域、省域、市域、縣域之間進行配置，避免一刀切和上下一般粗。同時，隨著我國發展的整體性特征越來越凸顯，轄區外溢性問題越來越多，跨省域的需要中央承擔、跨市域的需要省級政府承擔，以此類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應打破靜態的地域基準“跟人走”。社會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專項債項目應瞄準經濟社會的主體空間形態，布局的空間單元應從縣鄉上移到市域以上，人口凈流出、且發展潛力小的地方，應當減少項目布局。
三是降低政府債務成本。中央地方債務存量越來越大，其利息負擔越來越重。這也是地方財政緊運行的重要因素。我國利率近年來有所下降，但與社會平均利潤率相比依然偏高。應當建立一體化的財政貨幣政策協同新框架，從國家治理的高度發揮好兩大政策的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