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以來，受新冠病毒、俄烏沖突、美西方圍堵等多方影響，國內外局勢出現了多個層面“數十年未有”的復雜狀況與艱難困境。一些西方媒體與智庫近年來頻繁揣測甚至妄言，中國崛起進程可能被停止、中國崛起已到頂峰等。外部輿情的干擾與國內2023年第二季度以來的部分經濟數據下行形成共振，使得不少人士的預期受到沖擊，有時還會有點“喪”！對此，我們需要直面并客觀剖析中國當前面臨的內外艱難形勢，全面掃描當前中西國力消長的真實結構，對內重燃崛起激情，對外敢斗巧斗善斗，最終化險為夷，順利實現民族復興。
當前面臨的艱難外部形勢，數十年未有
當前中國面臨的內外部形勢，包括經濟增速、西方圍剿、供應鏈外遷和社會預期等四個方面的變化，是三、四十年來“前所未有”的，需要我們保持高度戰略警覺。
一是四十多年來從未有過的中國年度、季度經濟增量低于美國的現象已經出現。近年來中美差距在GDP全球占比上不斷拉大。數據顯示，2021年，中美GDP差距為5.2萬億美元，中國GDP占比美國GDP約77%，達到歷史高點；2022年，中美GDP差距將擴大至7.47萬億美元，中國GDP占比美國GDP約70%。2023年上半年數據顯示，中美差距繼續拉大，僅占美國GDP約63%。這是自1976年以來美國第一次年度增速高于中國以來從未有過的現象。美國總統拜登自2022年底首訪亞洲后就不斷大談這個預期，讓國內兩黨保持信心，讓印太各國“識時務”，進而實現對內鼓勁民眾、對外圍堵中國的目的。近月來，筆者見過幾批疫情放開后訪華的美國學者，對方對美國經濟的自信明顯在上揚，比特朗普時期的沮喪與焦慮完全不同。
二是四十多年來從未有過的生產鏈和供應鏈向海外轉移的苗頭已出現。生產供應鏈的進出本屬正常商業現象，從媒體話語風向來看，以往總體趨勢是外國向中國轉移、中國東部向西部轉移。近年來，總體趨勢卻變成中國向印度、越南甚至美國轉移。2015-2021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保持了上漲的勢頭，但在世界對外直接投資（FDI）總額中的占比從2020年的14.5%降至2021年的10.5%，中國新增外國投資的增速相比世界總額有相當大的減緩。2022年中國吸引外資一度回升，但2023年上半年隨之驟降，甚至低于巴西。輿論中報道的中國產業鏈外遷的事例越來越多，例如耐克產線遷至越南，富士康在印度大建工廠并稱隨時隨地轉移生產基地，戴爾不再使用中國造芯片并揚言外遷。汽車行業中，有菲亞特、Jeep、謳歌相繼退出中國，斯柯達正在考慮退出等等。盡管中國仍是全球產業鏈最完備的國家，但大量產業鏈外遷的新聞出現是40多年來未見的，需要高度警醒。
三是四十多年來未有過的美國統合西方對“中國威脅”的政治共識并全面行動的架勢已出現。2022年烏克蘭危機后，北約從“腦死亡”中復活，并呈現出“亞洲化”的趨勢，且多次在政治聲明中提及中國。俄烏沖突僅36小時內，美國動員西方30多國統一發表聲明、制裁俄羅斯，并怪責中國不配合對俄制裁。近年來，五眼聯盟、四國機制、AUKUS、第一島鏈軍事聯盟、IPEF等。近期美國首次撮合日本、韓國在戴維營會晤，甚至多次公開聲明“協防臺灣”等，全面布局圍堵、遏制中國的完整架勢已呈現。澳大利亞、日本等不少國家不再“兩邊下注”，擺著一副不惜犧牲經濟利益、全面站在美國一邊的姿態。這些都是自改革開放尤其是1989年中國受西方集體制裁以來首次出現的。
這些四十多年來從未有過的情形，有些是客觀存在的，并非完全負面，如產業鏈外遷折射了中國國內品牌的競爭力；有些則是外部干擾塑造的，比如，不斷有西方媒體、智庫、商會發聲，威脅外國投資撤出，制造中國經濟恐慌；還有些則是社交媒體中渲染西方生活、暗諷中國輿情暗潮涌動造成的；有些則是由于我們沒有采取足夠多的對沖手段而形成的。比如，出入境還未徹底走出新冠疫情，還須進行衛生健康申報，航班沒有恢復到2019年等等。
必須承認，多數中國民眾仍對國家未來充滿信心，但在地緣沖突、貿易摩擦、疫情反復的大背景下，“東升西降”的趨勢在減緩，一些歐美智庫與媒體為“西方重新崛起”造勢，渲染“中國崛起終結”等氛圍，而當前中國發展的一些側面又被其捕捉并形成“輿情共振”，值得高度警惕與應對。
對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需戰略自省
習近平總書記早已提醒未來“將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但在社會輿論層面，前些年出現了驕傲自滿的情緒，過于夸大“西方已完全衰弱、中國已完全崛起”的事實。面對諸多“前所未有”的現象，中國社會需要有一輪新的戰略自省。
中國社會需要高度自省大國崛起的長期性、艱難性和復雜性。以西方崛起為例，美國逐漸成為全球大國的崛起時間超過百年。從1823年發布門羅主義到1894年GDP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再到1922年一戰后《五國海軍條約》躍升軍費全球第一，直到1944年美元取代英鎊成為世界貨幣，可以說，美國經歷至少121年才真正崛起成為世界第一強國。類似地，英國1588年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歷經國內資產階級革命、對外殖民美亞非洲等，直到19世紀真正崛起成為所謂“日不落帝國”，前后用時200多年。可見，大國崛起絕非一帆風順，更非一蹴而就。鄧小平同志曾指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尤其是新時代以來的十年，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然而，一些輿論仍然對大國崛起的艱難程度和超長用時考慮不夠充分。
其次，中國社會需要客觀直面美國將衰未衰、必頹未頹的基本事實。西方崛起須耗時百年以上，西方衰落也絕非數年之功。盡管中國高速崛起使得中美差距大幅縮小，許多經濟分指標（如制造業總量、貨物貿易總量等)已超過美國，且美國相對地位的確在下降，但不得不承認，在增量方面，中國仍然占據優勢，而在存量方面，西方的優勢仍然明顯。經過數百年的殖民掠奪、上百年的科技革命、數十年的國際不平等經貿體系的鋪墊，美國金融、科技、軍事、教育仍保持著絕對領先的位置，且在未來一二十年仍保持相對領先的位置，如美國科研投入2022年科研總費用（6794億美元）是中國（5511億美元）的1.2倍；人均科研費用更是約5倍。2021年美國軍費支出（7500億美元）約中國（2370億美元）3倍。美元國際化指數是人民幣的約20倍。從種族、社會等諸多方面看，美國衰落是必然趨勢，但仍需要許多年。借用老一輩革命家的說法，我們現在要戰略上“平視”美國，但戰術上依然要“重視”美國。
再次，中國社會需要冷靜面對中國將超未超、必成未成的基本現實。中國的發展速度與盛況有目共睹，世所公認，然而更進一步的關鍵“瓶頸”并未得到真正突破。高新科技發展被“卡脖子”、思想觀念沖突被“卡腦子”、國際話語權被“卡嗓子”的現象，在短時間內還難以完全解決。2021年中國人均GDP為1.27萬美元，僅為美國人均GDP7.64萬美元的16.6%，仍處于美國1980年前后水平（1.25萬美元）。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都認為，擁有14億人的中國GDP總量肯定能超過美國，但那需要10年、甚至更長一段時間，而人均要達到美國的水平，可能需要更漫長、更艱難的征程。在這個征程中，可能會有波折、反復，絕不是線性的過程。面對未來的前景，切不可有提前享受的心理，反而仍需要艱苦奮斗。對此，中國社會與相關輿論切不可在“大業未成”之前“翹尾巴”。
最后，中國社會需要有底線地防范最壞、最惡劣場景發生的心理準備。過去30多年來，中國人基本沒有經歷金融風暴、沒有遭遇戰爭洗禮、沒有蒙受巨災沖擊，對未來充滿著樂觀情緒，對西方文明充滿著“友善的想象”。事實上，從美西方在伊拉克、阿富汗等戰場的屠殺、搶掠、虐囚現象看，西方的野蠻與無底線仍是18、19世紀時列強的殖民本色，只是中國崛起遏制了其“野蠻在中國暴露”的可能性。西方對2022年俄羅斯的全面絞殺，充分說明了大國爭斗的殘酷與無情。近年來，為捍衛西方優勢與美國霸權，不少西方右翼學者與媒體的聲明更是非常極端，如對華實現“焦土戰略”“中國人不配享受優質生活”等。可以想象，一旦中國與美西方最后攤牌，一定會比制裁俄羅斯更狠的招數，對中國無所不用其極。中國想和平崛起，是中國人最良好的心愿，但一旦和平前景無望，中國社會要防范與加緊準備預案。
真招實策，智對西方阻斷企圖
中國人的智慧是無窮的，面對那么多“多年未有”以及直面真實的內外環境，中國需要祭出真招實策，化解對中國崛起的阻斷，持續推動民族復興的偉業。
第一，建議各項大政方針仍然要聚焦在如何全力做大經濟“蛋糕”上來。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倍左右，人均GDP不到美國的1/6，說明中國經濟體量仍然遠遠不夠，底層民眾仍然較多、中產階級不夠強，“富起來”的人還遠遠不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戰略仍然要占據中國發展戰略的主軸。如何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以人民為中心”有機結合，避免在“蛋糕”不夠大的同時，將過多的精力放在了做“蛋糕”的過程、分“蛋糕”的公平而耽誤將“蛋糕”做大的人力物力精力，是當前發展戰略的重中之重。畢竟，沒有更大的經濟“蛋糕”，不僅不足以阻擋西方的外部遏制，也不足以支撐更大的民族復興偉業。
第二，建議檢閱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各項事業的激勵與優惠措施的落實情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前仆后繼的代代新人。老一輩革命者充滿理想，值得敬佩，新中國成立后，授銜授勛。改革開放需要先行先試，鼓勵一部分人先致富帶后富。可見，解決“挨打”“挨餓”既需要精神激勵，也需要物質激勵，解決“挨罵”、實現民族復興，同樣也需要精神與物質相結合。“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近年來中央召開人才、科技、教育、外事等多輪工作會議，但如何讓各項政策落實到位，激勵普及更多貢獻者，直接關切到黨的聲譽與政府權威。建議就此可從退稅、優惠貸款、個人升遷、獎勵、榮譽、子女待遇等各個方面推出各項獎勵措施，盡可能地激勵真正為民族復興做出真正貢獻的人。
第三，建議切實推出各類重大政策和改革措施扶持和推動中國中產階層。近年來中國對低收入人群的幫扶有目共睹，精準扶貧的成效更是贏得全世界贊揚。如果說低收入人群是民族復興大廈的底座的話，那么，中產階層是大廈的腰身。沒有對城市中產階層的扶持，復興大廈的高度必然受限。當前中國人口增速減緩，老齡化惡化，社會治理乏力，關鍵在于大中城市的生活與運行成本過高，稅費偏高、房租房價高企、育兒教育成本畸高，這些成本多數由中產階層來承擔，導致結婚率和生子率偏低，幸福感走弱，民族復興的預期下行。一個成熟的全球大國，一定是中產階層居多的國家，推出更多對中產階層的友好政策，是當前的迫切之需。
第四，建議對美西方的斗爭須保持求穩求準、靈巧務實的態勢。保持相對穩定的對美、對西方關系，仍是民族復興偉業的基礎外部環境。對此，要敢于對外斗爭的同時，也不能因斗爭而顛覆當前與西方的基本態勢。該斗爭時就要斗得準，而不是打“消耗戰”、打“嘴皮戰”。該力爭時就多力爭，該妥協時就巧妥協，畢竟大國博弈本身就是妥協的藝術。直面美西方將衰未衰、中國將超未超的現實，尋找既要合理斗爭、又要斗中求穩的長期策略，既不逞強也不示弱。如同兩位高手下棋，不能一“棋”不合就直接拳打腳踢，也不必一“棋”失誤就自暴自棄。相信中國智慧，智斗、纏斗遠勝蠻斗、亂斗。目前中國與西方的相處方式，最應該使用的姿態是，政治上保持戰略定力、經濟上保持正常貿易、外交上保持斗而不破、社會上保持正常交往、文化上保持開放自信、生活上保持寬松平和。
總之，面對三、四十年來未曾有過的復雜和艱難的內外形勢，我們必須直面許多長期以來未曾面對的問題，更應該關注如何做好自己、發展自己、和解自己。相信隨著一批批政策推出后，中國社會對于國家崛起的激情會逐漸復燃，并隨著困難克服、陷阱跨越，民族復興、大國崛起必然不可阻擋
